抗日战争中的周村教会医院

                                                      ——纪念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编者按】

       本文摘自英国罗纳尔多·杰姆斯·斯蒂尔（Dr Ronald James Still）医生撰写的《艰辛痛苦的历程》。罗纳尔多·杰姆斯·斯蒂尔先生中文名是希荣德，是英国基督教浸礼会成员，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受聘于英国基督教浸礼会的他与妻子格温妮丝（Gwyneth）新婚不久远渡重洋来到中国。1935年—1942年，希荣德医生在周村复育医院任医师、院长、复育医院护士学校教授兼校长。其妻子曾经在周村教会、周村光被学校、周村幼稚园工作。他们的三个女儿都出生在周村，并取名希茹美、希茹兰、希茹丽。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希荣德一家遭当地侵华日军逮捕，被遣送至上海的“盟国侨民集中营”。1945年12月战争结束后回到英国；1946年他又独身一人重返山东,供职于济南齐鲁医院,任该院代理院长；1948年夏天济南战役前夕,希荣德回到英国。1985年，希荣德在英国圣安德鲁斯市因病去世。

       此后，希荣德次女希茹兰先后四次回山东周村探访出生地和寻找当年的邻居、朋友和父母亲同事及后代，为纪念她在山东周村那段难忘的童年记忆,以及她们一家人曾经与中国人民那段同生死共患难的烽火岁月,希茹兰把父母亲一部分书信汇集成一本《风雨家书》，2007年在英国出版，并在中英两国引起轰动。为感谢以希茹兰为代表的希荣德一家为中英友好事业交流做出的贡献，2013年9月，山东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授予她“山东省人民友好使者”称号。

       希荣德在《中国占领区的教会医院》（A Mission Hospital in Occupied China）这篇文章中描写了当时日军占领周村前、中、后的社会环境，复育院在拯救抗日伤员的动人场面和周村百姓艰苦生存的感人画面，笔触细致入微，读之犹如身临其境，感慨万千。

                                                                         日军占领前的周村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之后，日军向南进发途径山东。黄河当时仍旧流经山东中部山脉以北的古道，由于这一天堑的阻隔，日军在山东停留了三个月之久。

      在这几个月期间，驻扎在山东的中国部队积极备战，身着蓝灰色统一制服的军人随处可见。周村的城池成为部队的营地，大家习惯了这里早晨的号角声以及军需供应车轮的隆隆声。由于中国人强烈的爱国情绪，近期撤离的日本侨民的财产遭到抢劫，他们丢下的房屋在大火中付之一炬。防御工事大体完工。日军途径的桥梁全部被炸掉，以阻挡他们的南下。但是，客观来看，这些隆隆的马车，落后的装备，穿着破烂鞋子的赶车人无法与敌人的机械化装备相比，最后敌军不论是否得到叛徒或渎职人员的帮助，他们跨过黄河的时间都不会长期拖延下去。

             

                                                                          日军入侵周村

       1937年圣诞节前夕的早晨，数发炮弹的响声晃动着（复育院的）窗户和建筑物，敌军一定是离这里不远了。1个小时之后，才知道他们离我们是多么的近。第一批伤亡人员来自周村以北6公里的长山县城，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们亲眼目睹了成百上千受伤的士兵和平民，永远不会忘记第一眼看到战争给我们所在中国地区带来的灾难。我们第一眼看到的不是中国农民的冷漠和逆来顺受的宿命情绪，而是他们身着破烂且沾满血污的棉袄，讲述着已经倒下的伤亡人员的故事。

      下面就是我们的工作了。正在手术室给第一批伤员做手术，在上空盘旋的敌军飞机的咆哮声好像在警示我们，下一个进攻目标就是周村。在两个手术间隔期间，换手套的时候，我们从手术室窗户看到很多飞机俯冲轰炸，机关枪在扫射。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TING HSIMING（丁熙铭—译者加）这位小妹妹的勇敢，她也在手术室工作。尽管附近的轰炸声撼动着房屋的墙壁，机关枪的子弹横扫着屋顶的瓦片，她依然站在手术工具盒旁边，靠着那个窗户，传递着下一个工具。

      那天，轰炸机飞回来两次……。那天下午，9枚炸弹投在了我们医院的院子里。建筑物上的玻璃荡然无存，不过，多亏了Logan（罗根）小姐的沉着和勇敢，她把病人转移到安全地带，没有一位病人和医务工作人员受伤，幸运的是，重要的医疗器械没有遭受损害。在医院和火车站1平方英里（约2.6平方公里—译者加）范围内，轰炸机投了多达300枚炸弹。直接击中火车站的炸弹，在横跨着铁路的地方留下了一座房子大小的弹坑，接下来的几周胶济铁路被迫停运。

      山东的部队无意驻扎在周村，他们沿着唯一通行的小路进入南部山区撤退到泰安，一夜之间消失的无影无踪。跟随他们离开的人占周村人口的4/5。所有的壮丁，包括我们自己医院的勤务人员和雇工，也都消失了，他们置身于山东广大的农村，尽可能远离将要到来日军的通行之处。

      晚上7点日军从周村城北门进入，他们一路机枪扫射前往城东门方向，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大约晚上11点，他们到达城东门，从这里用迫击炮轰炸车站。我们的医院正好处于他们炮火轰炸的方向，那天晚上连续几个小时我们听到头顶上炮弹的呼啸声和爆炸声。我们的护士之家正好位于轰炸的范围内，不在病房值班的护士都把床都搬到医院来过夜，这样更安全，也有同伴。我们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第二天早上，我们看见日军散乱地经过我们医院的门口，往车站方向走去，他们的眼睛凶神恶煞，一身火药味。周村的街道异常寂静，商店都关门或禁封了。那些没有逃到农村去的人们在后屋黑暗的地方用最轻的耳语说话，唯一的响声就是钉靴走在石板街上的咔嗒声，或者是语言并不熟悉的粗暴吼叫声。从此，这里开始进入了8年痛苦、厌倦的占领时期。

                                                                          日军占领后的周村

      起初，英美侨民保持中立，日军还是表现出一些礼貌的，不过，好日子不长。对我们的中国朋友来说，他们从一开始就过着痛苦而又疲倦的日子。……从一开始就不缺乏告密者，或者是出于利益得失，或者是出于怨恨，他把他的国人出卖给敌人也不感到羞耻。结果是忠诚的中国人害怕说出自己的希望和恐惧，即便是和自己的家人掏心窝子的交流。各地物资严重匮乏，中国农民也不例外，因为谷物，煤炭，钢铁和丝绸都被无偿征用投入到战争。甚至连小鸟也都无家可归，为获取木材，农村的树木都被采伐了。

       恐惧笼罩着每个人。日军的补给交通线遭到游击队的多次破坏，他们急需维护交通线路，进行多次报复。铁路沿线两边5-10公里范围内的无辜百姓受尽折磨，村庄被烧毁，逃离的村民惨遭机枪的扫射。

      在这种袭击态势之下，这些天照顾伤员是教会医院的主要工作。约1/4的住院病人是烧伤，刺刀刺伤或枪伤，经常有四肢长骨复合骨折的病人，他们需要长期精心的治疗。

       平时，因为贫穷，如何供养基督事工是教会主要工作之一，贫穷也是中国农村老百姓最头疼的问题。由于这场战争，贫困日益加剧，这些困难也更加变本加厉。那些有幸了解中国的山东牧师并与之一起工作的人，见证了他们的勇敢，毅力和奉献精神。当时他们连一点点维持生计的必需品也没有，就是这些精神鼓舞着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仍坚守工作岗位。

       日本侵越者不再像当初那样对英美中立者彬彬有礼，时间不长，双方外交态度日益僵硬。这些英美中立者发现自己经常遭受侮辱，虐待，甚至是暴力侵犯。英美人士在天津租界区边界遭受极端侮辱，反英运动对整个中国占领区影响很大。

       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下，1939年8月复育院关停，直到1940年12月重新开业。那段时间，中国人的反英情绪荡然无存，次年，入院人数和到门诊看病的人数打破了原有记录。但是，由于英日关系和日美关系停止不前，复育院的工作变的越来越繁琐，这是一段令人心神不宁的时期。随后是更加严格的官方审查，这些挽救生命必需品的定量配给也越来越苛刻，获取足够的必备品日益困难。

       有一段时间，首先要得到日军的许可，复育院的工作才不会遭到他们的阻拦。一开始我们过于乐观，天真的认为复育医院的工作不会被打扰，不过，直到1942年3月，我们的希望破灭了。当时，有位年轻的中国妇女患有胃下端阻塞，我们正在一丝不苟地为她准备紧急手术。她正躺在手术台上，外科医生们在隔壁房间里擦手消毒，这时，日军的一个小分队奉命闯进来，搬走了我们的手术设备。已消过毒的工具被撒落一地，我们所有的手术设备（包括X-射线设备），甚至手术台，以及全部珍贵药品都被搬走了。大家都非常痛苦、失望，不过，我们意识到战争必然会给我们带来损失，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随后，复育院就被关停了。有目共睹的是，复育院给当地百姓带来不少福利。傀儡政府害怕在关停复育院这件事上丢面子，曾一度把复育院作为市立医院重新开业。在开业典礼上，傀儡政府的日本顾问对来自现在敌对国的事工们所做的贡献大加赞赏。复育院的运营由一位来自满洲国的医生负责，不过，他的专业技能和人品较差，他凭借手中的权力只是想着如何出卖复育院现有的设备来获利。不足为奇的是，我们英国人去了上海不久，复育院就停止了运营，医院的房舍由日军接管，充当兵营使用。复育院的大部分中国员工，包括一位中国医生和他妻子（他们是山东省立医科学校的优秀毕业生），拒绝接受在汉奸组织中任职，他们去了其他地方另谋生路。

                                                                          结语

      希荣德院长一家在中国的经历，特别是在他领导下的复育院的全体医护人员参与救治抗日人士的善举，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周村社会历史的真实记录，填补了周村抗战历史的资料空白。

                                                                                                  (供稿人：淄博市周村外侨办裴继涛)